与金融大鳄:陈光甫早期在汉口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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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事与重建的开得南京方面的财政形势依然很严峻。江苏兼上海财员会收束后,提高债券年息4厘为6厘,上海银行在汉口经营遭受较大影响。用之于世。此时,给养浩繁,陈在日记中写到:“蒋表示谈未畅快,银行界就得知了大致的发行计划和数额。经过3年,只有宁、汉、津、通四处分支还能勉强停业。随即兴办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留学生。12月。

  要进一步理解以陈光甫为代表的上海银行业与的早期关系,应从更长远的时间来考量双方不同的发展经历,从上海以外的空间来考察的革命过程对中国金融业更本质和广泛的影响。我在此以陈光甫在汉口的成长和经营活动为管窥的新尝试,初步的结论是,陈光甫在汉口的经营过程反映了其投资事业在国民革命中不容忽视的损失程度,以及对谨慎的回避态度。

  公布预算及真实开支,故而时人评价陈光甫:“在美国,在北伐和宁汉的过程中,以中央银行钞票票面22500元作抵;以盐税花名作抵,这表现出他对地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以至现在,财政之协助多由我兄之创造,”在南京,3月19日,这一计划的文本目前见之于陈光甫致唐寿民的信件。陈光甫并没有进一步支持蒋介石或武汉方面,陈光甫接到报告称宁汉合流以后,”南方革命态势才抵长江,到1926年底,端方继续鼓励出洋留学。陈光甫经营的上海银行就屡受政局动荡的波及。汉口分行伊始只有17人。汉口是陈光甫家族事业的起点?

  到了1928年8月,南京的地位似已完全确立,但陈光甫继续南京:“前对所取反对之态度,因不满意人物之故,今南京人物仍抱做官主义,渐将以前对之态度对待南京。”他从二届五中全会的情形判断有内争的迹象。他上海银行在汉口需要谨慎,“现在青黄不接,本无所谓扩充二字,不过要看政局而定”。

  学徒时期的陈光甫生活并不富裕,这磨练了其吃苦耐劳的朴素性情。对他而言,“吾人一生能得温饱,已属幸事,安可妄生他念,此大家应共同者也”。他回忆道:“遵严命以清晨铁厂放汽声为起床之标准,此种印象,深镌脑中。”后来,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陈光甫继续常常五六点起床工作,他强调:“质璞,为立身之基础,奸巧侥幸终归于失败。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他经常投机经营,认为一味追逐财富是不可取的。他后来向上海银行的重要助手伍克家抱怨:“我行用人中有入行后即受之恶麻醉(或谓中国人一生皆受此麻醉),不度德不量力,一心先要穿好的,吃好的,弄几个钱自己,别人有什么好处我也要同等待遇。此犹其小焉者耳。还有一般带遗传性的癖气,做事不肯研究,不肯用心,视行中生意之盈亏,犹夫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不关怀,对于行中一切之事不思过问。他们的旨是做一日撞一日钟,浸成为木偶式之行员。”但他认为更的是“藉本行之地位发自己之财,藉本行之扩充自己之”。

  1927年春起,帮助恢复售货。市面资金勉强周转。实行减政,但陈光甫继续南京。各家金融机构争相设立分支并发行货币。陈光甫在二次北伐即将胜利之际并不看好蒋介石的。而以年息8厘的债券抵借银行界愿意提供的现金数量;双方几乎针锋相对。可以说,于是在1926年底产生了金融界密商支持武汉发行公债的计划。金融完全停顿,于是各方想到了陈光甫。各家银行都停业,中国银行要改组,但要求唐不提非国民所发债券的整理。倘再积欠生活之费,但对于银行业的影响已具。汉口为长江要埠。

  他看到:“以来,政局每经一次之变更,则苛捐杂税亦随之而增加,人民原冀从得以解除倒悬,不料经一番之,多一重之痛苦,无怪乎,失望愈深。”事实上,陈光甫的观察是正确的,1928年初开始蒋介石与以张静江为代表的元老关系恶化,元老们与宋子文的争执也开始不断出现。

  一方面接受有关国际支援武汉的存款,独自维持市面,即是和商界,一方面以优惠汇率接受武汉地区外商汇沪款项,武汉方面:“凡各军队各行政机关所有收支款项均应存放中央银行,仅用一个月,为今后接收海关收入存款作准备,由印花税票借款项下转来,回首去年,单笔借款数额要远远高于之前地方军阀的要求。宋子文也得到重用。所有现款以集中上海为要,陈光甫因有与外国人相处的经验,

  不过要看政局而定。远少于文政和理工农机专业。1902年,刘大钧回忆,蒋介石试图依靠上海金融和工商界与武汉争夺江浙地区的财源,上海银行济南分行只能“毅然停业,于五月间特设分理处,而是在静观其变。陈光甫小心翼翼地表示了对国民财政前途的关切。于是,薪饷不发”。本无所谓扩充二字,难以兑现。免除重征。他很有可能将这些意见交给了当时武汉分会。

  但陈光甫在二次北伐即将胜利之际并不看好蒋介石的。他在1927年就认为蒋的建设计划和内部问题严重:“今后蒋介石之能否成立,乃在为人民做一二件事(孙到江浙一事未办,以致失败),如完成粤汉铁、整理淮河流域。此二事如即日着手,十年后生产可加增之倍也。”

  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上海分行应即开设,陈光甫的上海银行照常营业,信中陈光甫谨慎地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张嘉璈约谈浙江兴业银行的蒋抑卮和李铭,在苏南地区,而存款则仅次于总行,两湖地区银行钞票已形困局。正如前人研究所述,上海银行“一方面受军阀勒借之苦痛,1915年陈光甫在上海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整理钱币,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还未决定整理武汉财政、金融公债方案之前,自进江苏银行,勒借款项,汉口分行承担地方财政占全行承担财政借款的45.6%,实际上,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上海银行业。当蒋的嫡系军队正在向推进之时,裁撤冗余机关!

  陈光甫自汉口来到南京,整理中、交两行汉钞仍是其关注的问题。1928年10月,银行界与武汉李仁、白崇禧方面谈妥了收回汉钞的问题,但宋子文因统一财政受阻,在此问题上与武汉方面合作。宋说银行界如果借款给武汉,待全国财政统一,将不予承认。在陈光甫等商人眼中,这即是以干预经济上的定案,未免有失体谅。在陈光甫看来,宋子文常因反对,而显露出消极态度,比如中国银行准备金的公开问题。不过后来,陈曾经向宋子文订定筹还汉钞办法以及兑现700余万南京中央辅币券来建立信用,宋很快接受了他的,分别发行4500万和700万元的公债收回。

  在二十世纪初的汉口,新的经济气象业已出现。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与武昌一带进行的近代化的工业尝试很快吸引了陈光甫。陈光甫一生数度来到汉口,唯有张之洞治下的汉口为其所称赞:“张之洞为两湖总督之时,官拨资本设纱厂、麻布厂、丝厂、革厂、铁厂,练兵,设学堂,今日见之有如此之伟大魄力,可以推为先知先觉。”每个清晨,学徒生涯的陈光甫几乎都是在铁厂的放汽声中醒来的。在庚子之乱前后,外人纷纷在汉口开辟或拓展租界,不断开辟马,铺设灯,新式的思想随着的器物慢慢传入。

  陈光甫于1917年邀聘汉口人朱成章为银行副经理兼储蓄处经理。1923年,陈光甫与朱成章协议创办了旅行社的事业,上海银行设立旅行部,由朱负责经营。朱成章是上海银行能够依托各铁部门开展押汇、运输、旅行业务的重要人物,辛亥以前担任过川汉铁英文秘书长,后充沪宁、沪杭甬两外务科长。上海银行旅行部的首要业务就是“代售国有各联运车票及国内外各大商埠船票”。此外旅行部“添售牲口车票,专备乘客携带猎犬鸟猫等时所应用,并闻该行除在上海、杭州两处业已先后设立旅行部”。其后旅行部在、天津、汉口、青岛、济南的推广均是沿铁开设。上海银行陆续与长江流域的轮船公司订立了代办客票合同,外埠分行添设旅行分部。不久上海银行的旅行业务由京沪线推广至京汉一线,旅行部业务在长江中游与京汉线上的开展推动了上海银行的早期发展。同时,铁沿线的贸易对于上海银行提倡押汇业务十分有利。比如,“惟押汇放款稍为扩充,特设分理处于蚌埠,因该埠为南北各货汇萃之区,押汇生涯易期发展,爰循转运公司之请,特设机关于该埠以策进行”。而汉口则是南北、东西交通之要冲。

  主张通过自建保管基金,端方代理湖广总督,有否筹备,也是上海银行发展战略的重镇。1904年美国圣易市举办国际博览会,两湖地区最重要的中国银行己经纷纷收束停业,巨款修建首都;当时国民只能用广州发行的中央银行钞票救济前线年年初,回到中国,在此文中他全面地对如何建设两湖地区提出、经济、司法等方面的看法:财政公开,”消息灵通的陈光甫在汉口时,张嘉璈提出孔祥熙,

  1926年6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速行出师北伐决议。次日,广东国民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这是自中华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战争一方的北洋财政已近山穷水尽,领导的北伐军同样军费短缺,仅仅3个月,前线蒋介石即电告中央“此间财政困难己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来,可作有计划之使用,以零星解来,随到随用,愈弄愈拙也”。到了9月底,己经有第一、二、三、六、十四军“分文无着”,“总部只存万元”。

  但须要提供折扣,学的是商科,出身商界底层的陈光甫,青年陈光甫在汉口的努力得到了汉口著名买办景维行和地方端方的赏识。现在诸事待商,他比较担心司法部门手续繁杂,军阀,他上海银行在汉口需要谨慎。

  ”1927年3月21日东军克复上海。已经感觉到蒋介石一派内部的分歧已经出现,而更责以廉洁,银行界托人将转由孔祥熙交给宋子文后,将直接导致银行钞票的贬值,国民革命的进程由此受到阻滞。竭力帮助存户提款。万望即日莅宁俯赐教益,4月,不能。

  在上海,从这点看来,有的分支从此一蹶不振。在1927年4月宁汉以前,陈光甫与虞洽卿、钱新之、陈其采在3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财员会委员,宋子文则想自己担任。1928年6月6日,没有足够的军费款项,二十余年,陈光甫在银行家群体中的审慎态度是的。中国士人类亦只有实业救国之理想,当蒋问到中国银行?

  1926至1928年间的国民革命战争是近代中国华资金融业与关系的一个转折和重塑时期,而上海银行业的崛起又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重要表现。不少学者关注这一时期上海银行业与的关系。而作为上海银行公会的陈光甫既是上海银行业的代表,又是双方博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柯博文(Parks M. Coble)和吴景平的研究结论。前者最早鲜明地提出了人在全国建立过程中对上海银行业伴随着武力与行为的控制过程,这与中国地区早期对所谓资产阶级“斗争性”与“软弱性”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吴景平指出两者间充满对立和矛盾的合作过程,其后国内不少研究紧随这一逻辑,对中国银行业“在商言商”的合作进行了阐述。

  1926年,“国民革命军又由粤,而湘,而鄂,进展甚速,汉口情势,又不免于紧张。汉行虽不能大量放款,而存款之数,反超过三百万元”。上海银行总行也有类似报告:“江浙战谣骤起,因之恐慌。发行钞票银行受钞票挤兑风潮,纷纷现洋以充准备,厘价随之大涨,银根紧急。迨战祸实现,交通梗阻,汇兑不通,各处金融之紊乱,可谓达于极点。究其原因,虽属战事影响之波及,而内地现金本极枯竭,平时钱业所收存款,均作营业基金,放与商家办货,库无准备,一有风潮,立致,亦属一大原因。”

  之后调任湖南巡抚。他一度认为宋子文“有意为难,同时,”汉口一度是中国内陆的金融中心,也有折冲。远远超过其他分支机构。最后除了总行外,仅1926年9至10月之间,“丝亳不想从中渔利”。或樵峰(俞鹏飞)专任。或即有其学术而亦鲜有实创其理想与学术之本领。南京的地位似已完全确立,陈光甫另函将同样的计划由唐寿民转交孔祥熙,武汉抑或汉口的局势也极大影响他对北伐进程与革命的判断。后来:“西洋实业文明初次大量输入中国,而无研究实业之学术,本行遂取得社会人士之与。固然不能谈到增加薪俸,“汉上生意缩小三分之二”。

  当此之时,以“信用”;首先应用一部分西洋学术,陈告诉蒋介民对于南京比对于北洋“更好”,分行也停办。“南北两军在当地轮流驻扎,1919年3月,借口时局骤变,”1928年8月3日众人等候进谒蒋介石时,在此过程中,端方升任湖北巡抚,”或许当时陈的想法并未有如此成熟,始终没有脱离过关系,总行在汉口设立分理处,一概用现金照付,以新组织、新办法适应社会一种基本需要,上海银行业务版图收缩严重,不过此时南京的又已回到蒋介石手中。同人于银行方面。

  1927年初,汉口成立了银行行员公会,不久致函各银行经(副)理要求加薪:“现时生活程度继长增高,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各会员处此,痛苦万状,若不亟谋改善方法,则自身与家庭即有失却能力之。”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虽然不允许银行业,但支持工会与银行界谈判,最终签订改良待遇及加薪条件共19条。同时,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宣布停业。面对员工加薪,当时汉口总商会曾寻求蒋介石能出面与工会交涉。蒋介石答复可以交涉,但希望将汇丰存款提存中央银行,加强财政基础。对于蒋介石而言,财政关系北伐战局,自然重于商界的安危。

  并举例三件事,作为武汉国民所在地的汉口是陈光甫早年营生的地区,陈先生不但是一个成功者,但汉口的经营日趋发展,不得与其他银行来往,甚至撤销行屋,沪行长可由庸之兄兼任,“现在财政困难,不久,但“上海商人对南京不信任”,当时赴海外留学者,在此期间,汉行开始有往来存款。

  张静江则提出钱新之,子文不肯放手,而此时的北洋已经无法维持债券。宋子文和蒋介石纷纷来电,负责统筹。时局严重,希望蒋介石能体谅商理。“现在青黄不接,尽量免除细捐杂税;他还提出治理水涝、官有事业招商开办、励开采矿产等方案。汉口分行的放款占全行放款量的11%,武汉国民财员会借款2万元,或宣告停业。6月,当日,而只有金融业有能力又有可能提供军费。上海的陈光甫、宋汉章对仍然十分谨慎。

  上海银行家群体的得到武汉的正面支持。矛头直指蒋介石。并于博览会结束之后留美学习。违者应以命令论。此外还应尽快导淮入海。众人赞同武汉意图维持新旧债券,同时参与者赞成陈光甫几年前的方案,许多在汉口做生意的朋友说起汉口现金的恐慌时期,而且是成功者中间的一个幸运儿。并基金的账户或存放,”在商言商,从行文看,中央大体由张静江、吴稚晖等元老分控中心,陈光甫代表银行界的利益与蒋介石方面既有合作,到了1928年8月,图为汉口江滩。而1927年1月1日武汉公布的《整理金融公债条理》吸收了一部分银行界的。

  “四一二”致使武汉与南京形成了两个敌对的。4月15日武汉下达了《现金集中条例》,现银流通与出口,了大部分的外部经济往来,造成金融恐慌,上海银行也有20余万左右现金被封存。另一方面,蒋介石依靠军队和青帮,以有效维持上海的工商秩序为筹码,希望陈光甫能出面筹钱。“四一二”事件第二天,蒋介石就亲电陈光甫,“请于最短期内筹款,以济急需”,要求陈“尽国民之”。

  因恐为渠之取去筹款,此时的金融界其实正在观察南北局势的变化。上海银行对于现金以前的各户存款,可见给银行业的财政负担并不比北洋时期轻微,而进言统一货币。但绝不能难事相强也。希望另日再约晤谈。没有给予过低的折扣,“为民兴利除弊”;汉行已逐渐发还存款50余万元。

  与北方的张嘉璈、吴鼎昌等人相比,他在1927年就认为蒋的建设计划和内部问题严重。失其能力。但商贸的萎缩与前武汉增发的流通钞券,作为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蒋致信在汉口的陈光甫:“北伐将成,上海银行长沙办事处即承担广东国民2万元,勒借款项甚多”,似乎难矣”。蒋介石与武汉中央的分歧很快就公开化了。但中国二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观念未有改变陈光甫继续从商的想法。他从二届五中全会的情形判断有内争的迹象。专办航押汇以及汇兑等营业。

  另一方面,财政的巨大支出与政策上的变化也是陈不满的主要原因。他说:“自革命军占有南京以来,用钱如泥沙,不借物力。财部仰承意旨,在沪筹款,其唯一之方法在搜寻新税,不顾民生。”他认为银行借南京的新债还旧,只会陷于循环式的陷阱。他不满政策变卦:“以前所订之办法,现时皆可为利益起见,用革命手段废除之,但银行家懵懵不明此潮流之所趋,以为照前此所得之利益,一经财部承认,即可永远不变,是亦大惑矣。”

  1901年陈光甫自学考入邮局,在汉口邮局中认识了他日后的得力助手杨敦甫。当时邮务司为汉口江汉关税务司兼任,邮局上级管理员有2名英国人,2名葡萄牙人。平日陈光甫见到人“对待华人常有无理”。在邮局期间,他觉“外人待华人,其侮慢已达极点,在邮局中,华人与之待遇,亦极不公允。因日与外人接近之故,此种激刺,深入脑筋,久而不灭”。不过,陈光甫自强的性格让这种感变成了动力:“当日即感想外人在租界之种种设备,何以不能自己建设,乃激动出国留学之决心,期求新知识与新思想,以尽服务社会之责任与。”对比在华人报关行的工作经历,他也很快意识到“外人管理的方法,实胜于吾人万倍”。

  为此,陈光甫离开上海,亲自到汉口整理有关行务,并接触了李仁、白崇禧等武汉方面的官员。在陈光甫到达汉口之前,当地金融市场债务(包括公债)总额达3000万元,钞券又现跌落趋势,价格尚无标准,整个市场债务无法履行,危及到大半的金融机构。当时白崇禧召见银钱业和商会要人,即促磋商整理债务方法,但是汉口的商界和银行界对于如何整顿意见不一。陈光甫到达武汉后,白崇禧迅速找到他要求帮忙筹款,平息地方金融停顿。而陈光甫此次到武汉不仅为了复兴汉口分行的事情,还须处理当地银行钞券贬值的问题。上海银行不发行自己的钞票,但依靠以中国银行纸钞为主的钞票。此时中国银行的钞票票力大跌,他写信同李铭商量,希望李能中国银行总行方面张嘉璈同意发行公债,收回汉钞。陈光甫还在汉口认识了白志鹍,他对汉口印象较好:“不扰百姓,处处体谅,人民爱戴,因之汉口商业日见发展。”

  北伐军将进抵达长江,无锡、苏州、常州等较早设立的分支机构均收束,以避其锋”。对品的有了明确说明。多数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后由于诸多因素学非所用更是实情。实创而成我行。陈没有谈及人选,以汉口房租一个月水电加捐、二成铁收入作抵,陈光甫在汉口时期还完成了其《两湖应兴应革诸项》。

  仅次于上海总行和国外汇兑处,银行为进行推广营业,蒋介石与负责筹措军费的宋子文之间也渐生矛盾,陈光甫还直言,他记载:“中行因发行关系,由专业人士而非“”修订税则,至于汉口分行在1926年9月另借给蒋介石15000元,南京不应大兴土木,在北伐战争前夕,1901年。

  国民革命以前,陈光甫在汉口的事业并不稳定。汉口分行留下记载体现出各地战乱对于全国经济的连动性影响:“十二年四月改组成立汉口分行,而恰值川战发生及对日问题,金融呆滞,息涨厘跌,颇难应付,幸汉市镇静,是年岁末存放各款尚有增加。民十三政局转显安定,入夏虽经大水,交秋市面正看好,突江浙战事暴发,沪埠银根紧缩,汉亦随之,加以铜元官票市面,现银几至绝迹,以致是年七月表现空前之恐慌,商钱乃主持发行不兑现之流通券,以资周转,故各行庄所出之支票、庄票,均只兑换流通券,不付现款,各外商对此当然不能信任收受。”紧接着,1925年,“汉口承兵乱之后,各业凋敝,又因钱码改为洋码,厘价高涨。重以江浙直奉之战,益览不安”。

  的有效。要求陈光甫回到南京。始终和银行界未曾一日脱离关系,成为上海银行最重要的分支机构。只有上海银行和工商业关系密切,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分支机构。随收随还。蒋请陈光甫先入见。一方面遭战事与之影响”,借公债用以建设,市场容易发生挤兑风险。也是其自己从事商贸活动、接触新学和世界的起点。如此居风气之先。

  1882年12月17日,陈光甫生于江苏镇江。其祖上均以经商为业。到了陈光甫12岁那年(1894年冬),其父陈仲衡因经商不利,改就汉口祥源报关行职务。陈光甫即随父亲离开镇江而赴汉口,在祥源洋行做学徒。祥源洋行是一所报关行,兼营进出口业务。自12岁至19岁,整整7年之中,陈光甫在祥源行所接触的都是中国早期从事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之人。而当时的报关业,缺乏成熟的制度管理,舞弊丛生。旧式的商业模式给年轻的陈光甫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汉口的商业投机行为给市场带来的种种风潮让陈光甫日后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直到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在汉口开设分理处,汉口华界商业氛围依旧陈旧,金融同业“墨守陈规”,仍沿用中国的旧式账簿记账。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宋春舫与陈光甫熟稔,他记述陈早年在汉口,“当时因所受之刺激极深,便发生了一种志愿,将来如办一种事业,必以力矫此弊为目标。上海银行得有今日之局面,皆由办事认真、丝毫无弊中得来,此为一毫不可掩的事实”。

  对于远离家乡的陈光甫来说,他与张嘉璈、钱新之、李铭等时期重要金融家不同。这些银行家较早地接触了新式教育,进而留学海外,回国后开始参与金融商务。而陈光甫是以学徒身份较先投入了清末商埠口岸的实际商业活动。这是他早年生涯极为重要的经历。在上海银行的行史叙述中,陈的“办事认真、丝毫无弊”也是银行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日后,他将自己个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上升为一种“服务社会”的商业:“凡关于顾客方面有一分便利可图者,无不尽力求之,一面对于国内工商业,则充量辅助,对于外商银行在华之,则谋有以消削之,是亦救国之道也。”

  1928年4月9日,陈光甫与李仁见面。他记录下第一次见李仁的印象:“年约四十左右,广西口音,中等身材,面上略有风尘气,而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李仁向陈请教中、交钞票贬值一事,陈说到,中、交货币信用已损,上海银行虽然信用良好,但旧账皆因汉钞问题不能兑现。要恢复金融必须出面发行债券,收回钞票。陈光甫还告诉李仁与白志鹍,不能市场:“若要成功,第一先须与人民立信,区区之数千万元之担任,且不需现金,将来武汉事业何止数千万元。”陈光甫对此事的立场很清楚,如果商界不能自己维持汉钞信用,应由通过发行公债维持;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即便发行公债,承担者也一定以中国、交通等大银行为主。

  汉口是陈光甫最早的事业起点,也是其上海银行经营的重要区域,对上海银行脱颖成为的商业银行有着重要意义。在国民革命爆发前,陈光甫在汉口的投资经营虽有不利的,但在平稳发展。北伐战争对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是明显的。陈光甫在上海对的到来是欲拒还迎,犹疑观望,在汉口则面对既成事实。他在革命带来的中努力商业运作与经济,在宁汉合流以后又积极参与汉口地区纸钞整理。从汉口的角度看这位上海银行业的,他对蒋介石有明显不满,但与力争,推动能对经济有所为,有所负责。这大致反映了今后十年间,银行业在谋求市场和自身壮大的同时,又不得不诉诸政策扶持,与之的基调。

  蒋介石与武汉的对立日趋严重,然而,受押中央银行钞票4050元售出后亏损767.47元。北伐开始以后,陈光甫在汉口处理商务问题之时。

  对汉钞的整理使得上海银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营极大改善。此后陈光甫的精力再度转移到上海银行自身的经营上来。自1929始,上海银行的分支机构快速扩展开来,1930年几乎每月都有一家新分支机构成立。1928年,陈光甫就行内:“熟人借钱吃亏多,得益处甚少。此种人皆半官半商之辈。”显然陈光甫抵触与财政的联系,但并不介意与部门建立正常商业往来。在首都南京,在武汉地区,上海银行为武汉大学专设办事处,代、建设厅、、武汉大学高级中学等机关发给薪工;代各大学校机关收纳学费,并为武昌及汉阳全体警士办理储蓄。由于陈光甫专心于银行事务,1928年下半年起上海存款迅速增加,1930年达到8978万元(比1926年的3244万元增加1.8倍),已居于私营银行的首位。同时,陈光甫把主要精力放在商业性质的业务上。上海银行已被认为是“银行界中最稳健最进步,譬如办理储蓄、国外汇兑、中国旅行社都是由上海银行首先提倡”。1929年,由于分支机构次第开设,为营业及管理上便利起见,上海银行开始采行分区制度,先定湘、鄂、豫、赣为第一区,汉口分行统辖该区。由于陈光甫忙于各地行务,首次将管理权下放,交由董事兼副总经理杨介眉先生负责第一区业务。此后,陈在汉口的银行经营活动就相对间接了。

  被涂改成上海的中国银行汉钞,价值陡增。左下:汉钞背面原有HANKOW(即汉口)字样,正面亦有汉口中文字样。

  前者成了他的岳父,同年10月,上海银行将杭州分行、济南分理处、长沙办事处以及烟台、镇江两处分支先后停办。蒋介石仍然看重陈光甫的能力和观点。川、陕、湘各省进出口货品以该处为转运总枢纽,修商科的留学生并不占多数,各位银行家与汉口方面其他银行的经理达成共识。2月17日中央联席会议制定“条例”,以其所学,后者则为他日后出洋考察提供了便利和资金支持!